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通讯员 刘晓艳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们便想起政治动荡、藩镇割据、混战不断的五代十国。若说起乱世枭雄，大家自然联想到平定黄巢、代唐建梁的后梁太祖朱温，抑或是割土求援、称臣契丹的“儿皇帝”后晋高祖石敬瑭，更不用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而后唐的开国君主李存勖，作为五代时期的天之骄子，同样在乱世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但受限于时局纷乱、史料散轶，再加上后继之君对前朝的修饰加工，庄宗跌宕起伏的熠熠生平由此淹没在浩瀚的史籍中，与之相关的研究专著也寥寥无几。甚至在民间或普通人眼中，只知“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的“李天下（爱好戏曲，常与伶人同台演绎，遂自取伶名）”，不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的“李亚子（唐昭宗称赞其‘此子可亚其父’，从此少年成名）”。李存勖一直以“伶人君王”的片面形象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大众始终对其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
近日，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一书，乃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刘子健教授学生、美国汉学家戴仁柱的五代史研究新作，一部评述李存勖生平的学术专著。作为宋史学者，戴氏在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译为英文的过程中，对两位五代史上的乱世豪杰——后唐庄宗、明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二人为义兄弟，能征善战，共立基业，复兴李唐。然而创业易守业艰，能共苦却不可同甘，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后者取前者而代之。戴氏很想把他们的故事介绍给西方读者，由此先后撰写了两本传记，如今庄宗传的中译本也出版了。
在戴仁柱看来，作为五代十国豪杰中的佼佼者，李存勖自然率真又不失帝王性情。他通过平实的笔触、犀利的分析，将庄宗冰火交织的四十二年人生娓娓道来。他笔下勾勒出的李存勖，不再是一幅千人一面的画像、一份千篇一律的墓志铭、一张脸谱化的剧中丑角，而被还原成一位有血有肉、有功有过、才华横溢、充满个人魅力的一国之君。然而，创业中的开拓进取与守业中的骄奢淫逸，最终构成了庄宗复杂、矛盾且无常的一生，“宴云谣，歌皓齿”亦成绝唱。遥想当年其对手梁太祖朱温“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李存勖之父）为不亡矣！”的感叹与钦羡，实在令人唏嘘。
著作开篇介绍了庄宗李存勖所处的时代、家庭及历史背景。李存勖生于唐代末期的代北，作为有沙陀血统的胡人，其祖、父辈因战功承袭唐皇室李氏属籍，成为节度河东的霸主。生为天之骄子，李存勖在年少时就受到父亲李克用的重用培养。而在南征北战中，他将游牧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为一，这使继位晋王后的李存勖坐拥阵容强大的核心班底：冲锋陷阵的猛将、运筹帷幄的宰辅、坐镇内宫的宦官总管以及冷静严苛的长辈。
《火与冰》为评传性质，对于历史过程、重大事件，以简洁语言梳理、交代清楚，将重点放至分析与评论上，尤其善于分析蕴藏于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前期重在分析李存勖晋唐之所以“盛”的原因，后期分析其“身死国亡”的各种因素。书中历史材料驾驭纯熟，取舍得当，梳理清晰，功底扎实，是相对较为薄弱的五代史研究的一份丰厚的成果。又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与五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新观点、新视角、新方向，不失为一本通俗性学术作品。
走进《火与冰》，便是走进李存勖的一生。相信通过阅读，在熟悉传主生平的同时，读者亦能对这段民族融合、武人当政、河朔崛起的特殊时期有所了解，并加深对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所感慨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理解。
“从翻译本书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无论如何不能再碰中文版的庄宗传，哪怕史料再难查找、英文语句再难理解，都要自己琢磨，因为我想给读者提供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是一本跟中华版庄宗传完全不一样的著作。中华版的庄宗传，书名是《伶人·武士·猎手》，突出的是庄宗人生的特点；而本书的英文书名则是“Fire and Ice”，意即“火与冰”。正如戴先生在序言中所言，在本书中，火指的是战争，而冰指的是抛弃，庄宗是被他的战士抛弃的。这是凸显庄宗李存勖的悲剧人生。因此，跟以往的翻译不一样，我这次保留了英文书名，以《火与冰》为题。”本书译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广丰这样说。
与大多数作者、译者互不相识的情况不同，刘广丰教授与戴仁柱先生交往多年，二人与后唐两位帝王——庄宗、明宗的研究都密不可分。为翻译这样一本史料丰富、层次分明的著作，译者克服种种困难，字斟句酌，使其译文与原作之间水乳交融，真正传达出原作的意蕴。
刘广丰指出，在称帝灭梁前，李存勖一直以藩将身份征伐四方，经过大大小小艰苦的战役，逐步诛灭后梁，统一中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可以说，若非有超强的武义、超高的军事领导才能，甚至是非比寻常的运气，在藩镇割据的五代乱世，纵使天之骄子的李存勖也难以脱颖而出。
在与朱梁的十数年对峙中，李存勖通过大小战争、结盟互助等方式不断巩固晋地实力，并抓住梁朝迭代、魏博兵变的机遇，一举攻破开封，此时的他急于称帝。他虽然出身沙陀，但父辈已被唐朝王室招安，甚至获赐国姓“李”，因此一向自诩为李唐后人——这无疑是李存勖顺利称帝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论是守业中的后继帝王，还是创业中的开国之君，“天下”绝不是靠皇帝一人就能打下来的，他们背后的团队至关重要。一如汉高祖刘邦身边的韩信、曹参、萧何，明太祖朱元璋身边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作为五代时期据守一方的晋王李存勖，身边亦有一群“能人异士”相助，帮他称王称帝、成就霸业。美国汉学家戴仁柱在《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一书中详细介绍、分析了李存勖称帝之路的核心班底。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开国之君是如何建起他的核心班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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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人物——开国之君李存勖的核心班底
李存勖核心班底的成员之间并无太多关联，但当中几个人物却是其统治的中流砥柱：晋阳宫中的宦官张承业（845—922），自大的枢密使郭崇韬〔卒于同光四年（926）〕，以及李存勖父亲最“敬重”的义儿李嗣源（867—933）。张承业在李存勖称王期间就在晋阳决策重大事项，而郭崇韬则在他加冕称帝后主理朝政。李嗣源跟李存勖的关系最为持久，他们是终生的战友，但他也让李存勖头疼不已。这三人是李克用留给儿子的重要财富，他们都有强烈的道德感和独立精神，若他并不完美的儿子因一时冲动而作出最坏的决定，他们也能及时制止。
（一）宦官张承业
与汉、唐史书塑造的宦官形象不同，张承业既有一丝不苟的道德品质，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本姓康，这个姓在当时的内亚胡人中非常流行，但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他来自胡族。张姓则是他入宫后才改的，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了一位张姓老宦官为义父。张承业出生于西京长安附近，之所以认识李克用是因为后者奉旨讨伐王行瑜时，他作为联络员往返于沙陀军队与朝廷之间，此后他又成为晋阳的监军。
张承业经常处理晋王与唐朝皇帝之间的秘密磋商，并于天祐元年（904）留在晋阳，因为当时朝廷在梁王朱温的煽动下，在长安屠杀了七百余名宦官。圣旨很快就传到各地节度使的手中，要求他们与朝廷一样处死留在地方的宦官，但李克用无视了这道圣旨，反而给张承业提供庇护。大难不死让张承业在李克用生前深感其大恩，并在克用死后仍尽力报恩。此后他多次化解了针对他和他的沙陀主公的危机，在此过程中，他显得十分果断，甚至是果敢，对于一位来自长安，习惯于宫中舒适生活的宦官来说，这些品质都是让人惊奇的。
作为晋阳王宫的主政者，张承业不但管理日常事务，还深通谋略。天祐五年（908）李存勖继位为晋王时，他联合了包括李克用几个重要的义子在内的支持者，消灭了所有挑战新王的人，此事将会在第二章详细论述，张承业也因此迅速巩固了他与新王之间的政治关系。李存勖喜欢称张承业为“七哥”，这意味着他们之间亲如兄弟。尽管如此，张承业并没有像传统宦官那样，凭借与主公的亲密关系谋取私利，从而破坏朝纲。相反，作为一个年长李存勖四十岁的人，张承业在李克用死后扮演了严父的角色，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像一位摄政的叔父。
张承业和曹氏乃同道中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相似的价值观。在他们的合作之下，晋展现出比同时代其他政权更为优秀的特质：高效与廉洁。据史书记载：“自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妃及诸公子在晋阳者，承业一切以法绳之，权贵皆敛手畏承业。”通过君臣同心同德、牺牲小我，宦官张承业成功制造出一个奇迹：他在短短一代之内，把一个资源短缺、虎狼环伺的小政权，变成一统整个北方的大国。
张承业对晋王室的绝对忠诚已经得到证明，故他是曹夫人之外另一个能控制李存勖的人。在上文提到的关于赌资的冲突中，张承业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抵受住了李存勖的压力，说：“臣，老敕使，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佐王成霸业尔！若欲用之，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接着他又重申在李克用去世前立下的誓言：“臣受先王顾托之命，誓雪国家之雠。”在这里，孝道能够引起李存勖的共鸣，但政治责任却未必，张承业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劝导这对任性的父子方面，晋阳任何人物都无法与张承业相提并论，这得归功于他无懈可击的道德操守。
张承业可谓文武全才，他在财政管理方面也很有一手。事实上，在李唐王朝最后的一百年间，财政大权本就掌握在宦官手中。后来他当上监军，又广泛参与军事事务——从指挥军队到管理后勤。李存勖在魏州八年，他就在太原“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此乃晋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作为晋的首席行政官，他对内招揽人才，对外寻求发展机遇。天祐八年（911）在燕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后，小官冯道投奔晋阳。他非凡的文学才华及高尚的人格令张承业印象深刻，后者立即对冯道委以重任，尽管其他同僚纷纷表示反对，既担心冯道经验不足又看不起他山野村夫般的行为。几十年后，冯道在政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亦证实了当初保荐他的那位晋阳老宦官的精准直觉。
张承业的独立精神也延展到了军事上。他本人在组织及领导军队上的经验让他意识到，身为统治者应该避免指挥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但在不同的时代，这恰恰是君主们共同的毛病。与此相反，他认为当己方处于弱势时，军队应该贯彻统军将领的领导与策略，从而给士卒传递信心。例如在天祐八年（911）针对梁军的柏乡之役中，即位晋王不过三年的李存勖就严厉斥责了大将周德威，认为他的部署浪费时间以致贻误战机。他把谨慎等同于怯懦，故要求速战速决。张承业冷静地为周德威说项：“周德威老将，洞识兵势，姑务万全，言不可忽。”当形势转为有利于晋军时，周德威立即采取行动，最终打败梁军，这也证明了张承业的远见卓识。在后来的岁月中，周德威在晋军中的价值、成就与日俱增，但如果此时李存勖无视了张承业的意见，就没有未来的周德威。
（二）高参郭崇韬
天祐十九年（922）张承业去世后，郭崇韬成为李存勖最重要的助手，他同样是一位性格傲慢、思想独立之人。他出生于山西北部的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在他在世期间这里居住着大量沙陀人。他最初是李克用的弟弟李克修的亲信，李克修在大顺元年（890）去世后，郭进入李克用麾下服务了将近二十年。天祐十四年（917），在李存勖即将离任的亲信孟知祥的推荐下，郭崇韬成为中门使，时约五十余岁。到那时为止，郭崇韬已经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晋了。在晋王的班底中，中门使的权力覆盖了军事、财政和政策的制定，很像后唐时期的枢密使。李存勖管理麾下臣子十分严苛，在郭崇韬之前，已有好几任中门使因滥用权力或判断失误而被处决。尽管这个职位充满风险，郭崇韬仍欣然就任。
郭崇韬虽然只是偶尔带兵，但在需要充分利用瞬息万变的形势以及转瞬即逝的时机时，他拥有名副其实的第六感，其直觉超越了战场上最好的将领。尽管他不通文学，却熟读兵书，并对其中策略顺手拈来。郭崇韬也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在同光元年（923）夏天，他策划出一个疑似自杀式的办法，以解除梁将王彦章对唐军的包围。当时，他亲自率兵在黄河下流修筑堡垒，以吸引王彦章的军队。就像命中注定一样，郭崇韬下定决心迅速施为，果然顺利铺展自己的计划，并获得胜利。郭崇韬愿意通过冒险来扩大战果，这一点显然跟保守的张承业大不一样。强大而睿智的信念同样能说明郭崇韬为何在战争中甚少退让，他的这种大胆其实很对晋王的胃口，因为后者也是一个爱冒险的人。
郭崇韬在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出现在同光元年（923）深秋，当时梁军将领康延孝刚刚变节归（后）唐，透露了梁军准备突袭唐军的计划。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唐在黄河以南孤立无援的地盘，退守黄河北岸。郭崇韬极力反对，认为退守河北只会动摇军心，甚至引发更多负面影响。相反，他英明地主张以战逆战：“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今山东东阿县东北），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此话让沮丧的李存勖精神为之一振，说：“此大丈夫之事也！”他立即接受了袭击梁都汴梁的计划。这次冒险行动让李存勖把自己铸造成其偶像李世民的形象，后者在几百年前也曾力排众议，冒着极高的风险袭击隋朝的首都长安并最终推翻隋朝。对后唐来说也同样如此，正如郭崇韬所预测的，对宿敌梁朝的最后一击，就从这极其危险的一步开始。
郭崇韬与李存勖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矛盾，但持续的战争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凝聚力，然而一旦过渡到和平年代，这种凝聚力就会减弱。李存勖当晋王时已出现了独裁倾向，称帝后则程度更甚，郭崇韬的性格与其有相似之处，故两人之间很难合作。在同光年间（923—926）当枢密使的时候，郭崇韬以铁腕处理朝政，并辅以稳定可靠的政策。他要求属下小心处事，稍有过失即严厉处罚。在节约用度的问题上，他与宦官张承业十分相似，反对朝廷各司任何形式的浪费，这种要求甚至延伸至宫中。同光元年（923）李存勖称帝之后，郭崇韬对朝政的意见，一如他过去的战略意见一样，十分睿智。事实证明，他在激情时刻作出的决定往往很有说服力。
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脾气，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这样评价道：“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他的观点代表了与他同时代的人对游牧民族性格的偏见：沙陀领袖的臭脾气正反映出他们与汉人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对文化、环境和个人性格的表达，而是在于他们的天性。郭崇韬作为一个北方边陲之地的人更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可以在不冒犯两代晋王的前提下对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郭崇韬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是庄宗的朝政管理者，后者是后唐的第一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与此同时，他的核心班底由来自不同种族的官员和将领构成，故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同时多年来，李存勖在与郭崇韬的激烈分歧中依然能够将其留在朝中，十分不易。他对身边这位高级参谋的青睐从未达到其父李克用对待盖寓那样的程度，但李存勖跟郭崇韬在发展唐王朝的宏大野心上取得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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