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郑琳 通讯员 姜旭晨

6月30日，“量子－宇宙理论物理中心”在杭州千岛湖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主任吴岳良亲自为其揭牌。在当天的前沿论坛上，吴岳良以《超统一场论：时空与引力本质和宇宙起源》为题做了学术报告。

近日，记者在国科大杭高院专访了这位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他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如何成长为顶尖理论物理学家，冲到国际最前沿。

没上过学的父亲

如何培养出一个院士

１９６２年，吴岳良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太平村。他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父亲压根没上过学。尽管如此，他的家庭却对知识文化非常重视。

“我的父亲虽然没上过学，但却自学成才。”吴岳良说，“他到过农场，会修理机器，当过文书、会计，所以他认识到知识文化的重要。父母在解放前没有上学的机会，特别希望我们能多学知识和技术。”

只要孩子在看书，父母就不会让他干农活。只有假期的时候，会到生产队种田、上山砍竹子。

父亲认为农村应该推行机械化，鼓励村里大队买拖拉机、汽车。父亲还会修理各种机器，常常把机器拿回家拆开了组装，小时候的吴岳良就耳濡目染跟着学。

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甚至会请吴岳良的父亲去学校讲解柴油机的工作原理。

在爸爸的言传身教下，吴岳良也对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小成绩优秀，初中就迷上了物理，对各种物件原理都很感兴趣。

“要学就学最尖端前沿的，学物理！”没上过学的爸爸意识却非常超前，因为他每天看《人民日报》，知道各种国家大事。他也从报纸上了解了两弹一星工程，知道李政道、杨政宁获得诺贝尔奖。

“我爸爸会给我讲这些励志故事，要我将来也发挥创造力，学最前沿的物理学。”吴岳良说。

那个时代的家长，让孩子学习的目的非常单纯：读书就是为了增长知识，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也许现在的家长都有知识了，反而会干涉孩子的兴趣。”吴岳良说，“他们喜欢给孩子定好方向，实用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学习都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

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实用主义”是最大的干扰。

16岁考上南京大学

理论物理是最前沿的科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吴岳良１５岁。他回忆，当年在中学里学的知识，比现在容易太多。为了参加高考，不得不在周末和假期加课。因为高考中断了１０年，和他一起上考场的还有他的老师。第一年他只是“试着考”，1978年他高中毕业正式高考，考上了南京大学。

“在大学里，我才真正知道科学的含义。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吴岳良说，除了吃饭睡觉，一整天都可以不动，一天看书１２小时，沉浸其中。“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的效果好得多。”

当时的南京大学１０个人一个房间，同学们年龄参差不齐，班级里最大的３２岁，是吴岳良的一倍。

“室友做什么也不干扰我的学习，因为学习的时候是很有乐趣的。想追问的问题更多，就吸引着自己一直往前走。”

吴岳良总是赶在老师上课前面预习，放假的时候会把下学期的内容提前预习一半。

南京大学当年是最早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之一，可以选修一些比较高级的课程，例如基本粒子物理，广义相对论，有些是研究生的课程，吴岳良早早就选修了。

“在大学里，我知道理论物理是最前沿的科学。”吴岳良说，“１９８０年，理论物理研究所有４个人同时成为院士，当时的所长就是两弹一星的元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看到这些榜样，我也决心要走理论物理的道路。”

两弹一星元勋的教诲

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话，常常被吴岳良挂在嘴边：“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世界第二。”

周光召是吴岳良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的导师。记得周先生面试的时候，没有问物理学问题，就问他为什么选理论物理，能不能坚持和吃苦？

“周先生的思维方式对我的影响很大。”吴岳良说，“他思考的都是自然界本身的问题，从不是为了发论文，上什么杂志。我们要解决的，是最前沿的问题。”

那时候的物理所往来都是鸿儒，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来所里座谈过，所里不少导师也是诺奖获得者的学生，“当时就觉得我们离诺奖很近了，有一种非拿不可的狂傲。”吴岳良笑道。

１９８７年博士毕业，在李政道的推荐信下，吴岳良去了德国做博士后，到国际上去锻炼竞争，冲到最前沿去研究。

后来，吴岳良受邀到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在国外的研究生涯中，吴岳良感受到学术氛围对于学者的重要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是在德国起源的，德国的科学家会把一个问题研究到底，研究得非常深刻、细致，直到有突破或碰壁为止。”

在德国，教授的办公室经常敞开大门，“教授跟我说，只要门开着，随时可以进去讨论问题。在导师那里，我们能很快得知哪些问题是最前沿的，哪些问题已经有人研究并失败了，少走很多弯路。”

回国改造学术氛围

开门交流，所有的过道都挂上黑板

1996年，吴岳良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到了祖国，进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他时常被问，国外的研究氛围和国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国外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获菲尔兹奖的科学家来晚了，然而没人给他让位子。他也不在意，就一个人悄悄坐到台阶上听。”吴岳良说，“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咖，和普通学生都可以平等交流。”

回国的吴岳良后来挑起了理论物理所领导的重任，也希望创造出更好的学术氛围。

“我们成立了国际交流平台。”吴岳良说，“２００５年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诺奖得主作为主席，丘成桐，周光召先生都是委员，让他们把脉。”

吴岳良记得，委员们来到国内的科研楼一看，马上发现了问题。“所有的办公室门基本是关着的，导师只和自己的学生讨论，这让那些国际委员们十分惊讶。”

其实在周光召当所长的时候，就提出了开放、交流、竞争、联合的方针，后来成为科技部国家重点建设方针。

“后来物理所盖新楼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办公室，上面都有玻璃亮条，平时鼓励大家开门。”吴岳良说，“所有的过道都挂着黑板，随时可以讨论。英国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有个著名的梗：厕所里都挂着黑板，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开放和讨论的氛围。举办讨论会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平等提问，特别要鼓励学生提问题。”

因为中国的访问学者普遍比较害羞，不爱提问题。“我们国内的孩子习惯了老师上课，学生安静听讲，小学生甚至还要规定坐姿。”吴岳良说，“这其实都妨碍了学生的创造力。”

建立良好的评价体系、宽松的学术氛围，提供经费支持、实验条件，对人才充分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些是促进我们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一旦基础科学研究有所突破，影响就是革命性的，将推动社会一系列的发展。我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身到基础科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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