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先驱。他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且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后世学者对他所提出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批评甚多。而我认为，我们应当以积极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学说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其应有的肯定，不应当“ 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

《论法的精神》是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其中孟德斯鸠说专制主义的意义时举了一个例子，:“路易斯安那的野蛮人（指北米洲印第安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 ，在亚洲古典奴隶制专制政体中，为了帝王的一己私利而让天下百姓血流成河的案例不要太多。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14 章《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开篇便指出文章的大旨是“假如精神的气质与内心感情因不同的气候而有很大差异的话，法律便应该与这些感情的差异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异有一定的差异关系”，即他认为气候等地理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人的精神感情和气质从而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在随后的正文中孟德斯鸠又进一步充实了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首先,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在孟德斯鸠看来, 居住在寒带地区的北方人体格健壮, 但不大活泼, 比较迟笨, 对外感觉不那么灵敏，对快乐的感受性也相当低;，而居住在热带地区的南方人则体格纤细、脆弱, 但对快乐的感受性却比较敏感。北方人精力充沛、自信心强, 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吃苦耐劳、热爱自由、直爽, 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而南方人则心神萎靡、缺乏自信心, 像老头一样懦弱、懒惰, 身体完全丧失力量, 丝毫没有进取心, 可以忍受奴役, 懒惰就是幸福。南北方人们气质和情感的不同恰恰源自两地气候寒温的不同，由此，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气候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心感情。

其次, 不同气候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以及适合他们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孟德斯鸿特别强调气候对道德、风俗、宗教和法律等的巨大影响。他说“ 热带民族的怠惰几乎总使他们成为奴隶、寒带民族的勇敢则使他们保持自由。”这是由于酷暑令人神形皆惫, 失去勇气, 而在寒冷的地方有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力量使人能够作种种耐久、辛劳、巨大、勇毅的

活动；把懒惰当作幸福的人, 只有畏惧惩罚的恐怖, 才能够强迫他们履行艰苦的义务。在气候寒冷的国家里, 勇敢的人们应该享有更多

的自由, 更适合于民主制。所以孟德斯鸠认为是气候通过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影响人们的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而这种影响是具有决定性。

再次，孟德斯鸠在其著作的第十八章还认为土壤的肥沃和贫瘠与居民的性格之间,尤其与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土地膏腴, 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所以统治形式多为君主专制；贫瘠的山地则为民主形式的统治，因为土地不肯给予他们的东西, 他们必须靠自己劳动而取得。特别是山区, 他们没有多少可以保持的东西, 他们唯一值得保卫的东西就是自由。故山区与贫瘠地区适合于人民统治的形式。

此外，孟德斯鸠还认为, 国家疆域的大小也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国宜于共和体, 大小适中的国家适宜于由君主统治, 而大国则宜于有专制君主统治。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所以在亚洲总是出现专制制度, 如果不实行极端严酷的统治, 社会很快会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 在欧洲, 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不大不小的国家, 这些国家最适合法治,如果不实行法治, 国家即将堕落。

正是孟德斯鸠的上述思想被人们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大加批驳，原因在于人们认为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唯物史观，是以自然主义历史观为基础解释社会现象的,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他把地理环境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气质和感情的差别,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这种观点明显是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他只看到了自然界作用于人, 却忽视了人是具有能动性的，是可以反作用于自然界并通过改造自然界来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而且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才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才对法律和其它社会政治制度等起决定作用。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由地理环境来决定。这也是众多学者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原由。

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提出也有其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而不能将其全面否决：

首先，它试图用物质的因素来说明社会发展, 对于反对神意决定一切的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和启蒙民众思想有着积极的作用。它在社会历史领域排除了神意的影响, 将人的自然本性看作是社会根本法则, 进而试图从自然因素中寻找决定社会制度的原因来批判君权神授, 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这对于抨击封建教会腐朽势力，摆脱神学世界观的束缚，推动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深入发展都有特定的时代意义。

其次，从社会制度、法律文化的产生来看, “地理环境决定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类社会获得完全的独立性以前, 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文明初期, 人类受限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只能从所生存的环境中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料, 从而形成各自的独具特色生产类型和生活内容。此时不是经济基础而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起决定性作用。 例如：大河流域的民族, 因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所以主要从事农业而成为农耕民族，此民族村落聚居，安土重迁，法律宗教、风俗习惯易于流传而形成较保守的农耕文明；草原或高原地带的民族,则因其气候干旱，不利农耕而逐水草而居, 主要从事畜牧而成为马背民族，流转迁移，散落而居，民风剽悍，从而形成有别于农耕文明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都留有地理环境的印记。

此外，人类社会形成后自身的内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有一个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与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从决定性作用到影响作用的演化过程相对应的。显然, 只有在人类社会产生后, 即从自然界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后, 地理环境决定论才变成了错误的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从决定作用逐渐下降到影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其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小，但其作用将是永远存在的, 并且给人类文明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所以说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非没有丝毫道理和意义，我们应予以正确看待。

历史好比演剧, 地理就是舞台，我们人类便是舞台上的演员，不同的民族演绎着不同的民族风情，但每种民族特色的背后无不烙有它最初产生时地理环境的烙印。所以我认为在对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评价时,不应抱有偏见,应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并予以合理的扬弃, 婴儿不应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如此，我们才能在学问和修养上“求得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