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朝史暮今
编辑丨朝史暮今
1983年，〔德〕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收录了有关1980年9月至10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剧组出访西德、法国、瑞士三国的部分史料。
1985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周瑞祥、任宝贤、王宏韬编《难忘的二十五天——<茶馆>在日本,记录了1983年9月10日至10月5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剧组访日的前后经过，收录有夏淳、于是之、小泉让（日本）任宝贤等人关于此次出访的回忆文章13篇，辑录了日本作家、传媒、友好人士对《茶馆》的介绍、评论文章23篇和野村乔笔录的《亲切的交谈——北京人艺结束〈茶馆〉访日公演后的座谈会》，最后附有周瑞祥的《〈茶馆〉访日演出日志》。
曹禺1984年6月13日为本书写了《序》。1985年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12分22章对老舍的一生做了评述，其中第二十章“话剧艺术的高峰——《茶馆》”专门论述了茶馆的艺术成就。
由于“左”的思潮干扰，过去文学史对《茶馆》评价是不公正的，研究近年来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仍远远不够。
主要表现：一是评价尺度与标准应该有所改变,八十年代以前评价一部作品忽视其艺术价值，不是看是否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否塑造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是否独具风格，在艺术上有所创新，而是用一个模式生搬硬套，看作品是否有英雄形象，是否有一条光明的尾巴等，因此对《茶馆》的艺术价值认识不够清楚。
二是对《茶馆》语言和艺术风格等研究，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正因为当时的研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这些缺陷，这是出现后来老舍研究的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老舍先生诞辰90周年，人们以丰厚的研究成果为其献礼，一个作家，身后能够受到如此多的人关注，《茶馆》能够让人经久难忘，久演不衰，是莫大的一种荣幸，也是莫大的安慰。
在前十余年的《茶馆》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并在文化视角和比较方法的运用诸方面已形成基本格局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开拓《茶馆》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找到新的研究课题,使已有的研究得以深化,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获得新的话语和创见,是这10年《茶馆》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整体性拓展”,主要是就《茶馆》研究中更具有标志性的相对宏观层面的研究而言。近10年中,这样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却非常沉实而且显示了《茶馆》研究的艰难突进状态。
1989年——1999年，随着文艺新思潮，尤其是外国文艺理论的在中国的兴起，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西方美学等渗透到《茶馆》的研究当中，对《茶馆》的研究角度与深度，解读的层面与含义也都有了突破和进展，在文学进一步回归自身规律的层面上向文化向度的集中靠拢与加强，既有古今中外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宏观把握，又有对作品丰厚内蕴的精深分析。
《茶馆》在老舍作品中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再认识1989年，《文艺报》发表了王行之的论文《我论老舍》，该文认为，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之一，“曾经是独立不倚的社会批判者”，而50年代初，他“在'狂喜'中走向艺术大滑坡”，“是新时期以前日益僵硬、荒谬的文艺政策导致了作家老舍本人不正常的创作道路”。
一些学者支持上述观点；另一部分学者反驳说，老舍在“十七年”间确实受到“左”倾文艺政策的极大干扰，却因主观努力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优秀作品，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的另一高峰，而且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存在“滑坡”。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十七年”间的老舍是在不断地选择着自我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外力对其影响固然不小，而“两个甚至更多个老舍”的自相矛盾也是事实。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应是我们对老舍在整个人生选择过程所展示的中国文化人中“这一个”的心态轨迹做出深刻剖析。
老舍既是受“五四”文化精神启蒙而出现于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坛的一位大家，又是在“文革”血火中的首批自杀者之一，他的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性的优长和缺点。
对他几十年间经历的喜悦、痛苦乃至幻灭等情感的切近思考，有利于未来中国知识分子健全人格的确立。老舍研究应自觉超越以往虽不无意义的为作家“平反伸张”的认识阶段，走向新的更有科学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对“老舍现象”的能动把握阶段。
《茶馆》的个性化语言，充满了“京味儿”，作为老舍“京味儿”作品的代表，成为研究者不断探讨的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甘海岚在《京味话剧与老舍》中结合京味话剧发展演变史探讨老舍与京味话剧的关系，分析《茶馆》的“京味儿”，指出老舍是京味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和京味话剧流派的奠基人，在探讨其鲜明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时，从五个方面对其构成因素加以概括：从题材上看，《茶馆》取材于北京，主人公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从创作视角上看，对古老北平文化的审视和反思，贯穿于《茶馆》的整个过程；从人物形象上看，《茶馆》成功地塑造出充分体现出京味的北京人形象；从背景环境上看，《茶馆》直观生动地描绘出北京的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从文学语言上看，《茶馆》的叙述语言、人物对白以及人物旁白，都刻意运用京腔京味的北京话。
《茶馆》的象征艺术、民俗美、幽默品格研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日本的石井康一《论<茶馆>》一文分析了老舍《茶馆》的象征性，指出其场景的象征意味、戏剧人物的符号化、对中国传统戏剧大团圆模式的反叛等等，说：“《茶馆》是旧社会的象征，是过去的墓志铭，是唱给惨死于旧社会的黎民百姓的安魂曲。……
以人们的生活象征历史，老舍的这些尝试成功了。《茶馆》舍弃了总以大团圆结局的写作套数，从而获得了文学作品的自主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努力保持作家的主体性、构筑自己独特作品世界的老舍的一个侧影”。
马风《寓言：＜茶馆＞的解读》从“图式性”、“象征性”、“说教性”三个方面对剧作“进行文本性的思辨、探讨”：“《茶馆》与寓言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和沟通。就文本意义来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贴近的。
上面说到的三个方面，当然有各自的主体性，不过，很明显，图式性无疑更具有’文本‘特征和价值，因此把它视为这三者的基础与本体，应该认为是合理的。由此，象征性与说教性可以看作是‘图式性’的扩展和衍化”。
从艺术层面上把握老舍的创作个性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所在。王晓琴在《古老文明的历史积淀——老舍话剧的民俗美初探》一文中从胡同生态、礼仪写真、家族关系、信仰、说唱艺术、方言俗语等六个方面对老舍话剧的民俗美作了细致的分析。
《茶馆》的美学品格特别是其幽默品格一直是研究热点。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更注意发掘幽默、风趣之下《茶馆》的悲剧色彩，并试图对这种悲剧内涵予以发掘。《茶馆》悲喜交融的抒情艺术主调得到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
刘德康《悲剧精神与喜剧意识的化合》认为喜剧意识是老舍审美认知与把握世界的基本尺度，而悲剧精神又同时贯穿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两者的和谐统一造就了老舍的传世之作《茶馆》。
这个时期的论文全方位解读《茶馆》，很多研究者开始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茶馆》与其他作品的差异性，力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发现《茶馆》的艺术价值。
北京人艺于是之的《谈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从老舍剧作的主要演出者这一独特角度，谈及了《龙须沟》、《茶馆》这两部传世之作鲜为人知而又惊心动魄的修改和演出历史，提供了对这两部作品和老舍创作及心理状态研究的宝贵资料。
而这种沟通主要体现为小说和戏剧在人物的塑造技法的相互引鉴，在结构艺术上的相互渗透以及在第一部和第一幕上的相互映照上。
这种沟通与老舍具有的深厚的生活底蕴、文化思想和小说、戏剧艺术修养有密切的关系。老舍在解放后创作了那么多话剧作品，但惟有《茶馆》等不多的几部比较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这个时期，老舍研究的专著大量涌现，而《茶馆》成为不可或缺的重点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不是孤立的研究，而是将《茶馆》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在更深远的层面上研究，呈现出由微观转向宏观的趋势。
1988年，冉忆桥、李振潼著《老舍剧作研究》，全书分13篇。上半部（1至7篇）为总论，分别从老舍的创作道路、老舍剧作的民族特色、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老舍的史剧观、老舍剧作的人物塑造、语言、第一幕诸方面展开论述。
下半部（8至13篇）为分论，分别考察了老舍抗战时期与解放后两个时期的话剧作品，重点论述了《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三个剧本。1992年，孙钧政著《老舍的艺术世界》。全书分9个部分。
参考文献：
- 西德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文化 艺术出版社1983年7月版。
- 《难忘的二十五天———〈茶馆〉在日本》,北京出版社1985年7月版
- 《难忘的二十五天———〈茶馆〉在日本》,北京出版社1985年7月版。
-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1983年7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