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有些事情，当你需要纠正对方，让对方和你保持一致的时候，当你明明看到对方做错了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件事：劝说对方。

而劝说别人，让他跟你的想法一样，这是最难的。所以，韩非子才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说难》。而韩非子要劝说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国君。劝说国君何其难也，因为但凡是国君者，基于其所处的位置，他们大多都具备这样的心理：自负、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很难被人说服。

时代变化了，已经不存在劝说国君的事了，但我们依然能从韩非子的思想中得到裨益和启发，比如说他的如何劝人的理论。

韩非子何许人也？简单说就是战国末年的一个思想家，是当时的韩国人，韩国就在今天的河南境内，韩非没有得到韩国的重用，后来去了秦国，但为名所累，为才所累，因为才气过人，被李斯所嫉妒，李斯担心秦王重用韩非，于是就在秦王跟前进谗言：这韩非是韩国人，他最终还是会帮助自己国家的，您现在攻打韩国，他内心向韩国不向着秦，乃人之常情，即便把他留在秦国，也没有多少好处，不如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为好。

李斯的谗言被秦王采纳，韩非被处死。一个人的嫉妒之心，有多么阴险狠毒，在李斯这里可见一斑。

韩非子其实对于人心、人性之揣摩，不可谓不深入和细致，他能写出《说难》一书，却无法躲避李斯的嫉妒之箭，令人叹息。

韩非关于如何劝说人主的论说中，有这么一段话：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这段话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不管劝说人主如此，劝说任何人，这段话都讲出了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其大意如下：

“游说君主的难处在哪里呢？不在于我的才能是不是能说服君主，也不在于我们的口才是否能表达出我的见解，也不是难在我敢不敢表达我的见解，而是说，劝说君主，最难之处在于怎么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然后用言词适应他的心理”。

韩非子一席话，依我的理解，我把它简化为一句话：要说服一个人，不是讲道理，而是适应对方的心理。或者说，靠讲道理去劝说一个人，很难，靠适应对方的心理，引导他知晓自己的利害与利益，劝说成功的概率才能提升。

韩非子能看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人其实是非常感性和冲动的生物，充满着情绪化，充满着变化，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和固执。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劝说别人，当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依据，给对方讲道理，希望对方以道理为判断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行为，如何希望对方良心发现，然后承认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

很多人劝说别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其实，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一种现实的状态。这么想很好，但是现实当中，真实发生地劝说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么劝人，是很难劝说成功的。

这么劝说别人，建立在以下几个基础上：第一，对方是讲道理的，是理性的，第二，对方愿意依据道理行事，哪怕道理所呈现的事实对自己不利，也愿意承认道理是对的，自己做错了，第三，对方是一个情绪理性和稳定的人，在承认道理对而自己错之后，愿意坚持用道理去修正自己，改正自己。

其实以上几点，很多人都做不到，因为，人性不是把讲道理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利害关系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以上面的例子为例，李斯因为嫉妒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受重用而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进谗言害了韩非，李斯其实在前期，也是一个忠实诚信之人，是兢兢业业的辅佐大秦的极其称职的大臣。但是李斯之于韩非的所作所为，能用“讲道理”来说的通吗？试想假如让你去劝说李斯放弃谗害韩非的计划，你应该怎么劝？讲道理吗？告诉李斯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不仁义的？讲道理一定是没有作用的。

只能从李斯的心理出发，去揣摩他的内心，然后去适应他的内心，劝说的行动才有可能成功。李斯的心理是什么？人性的嫉妒，担忧自己被才能更高的韩非比下去，不如设计除掉了事。劝说李斯就可以这样：韩非的确才高，但是第一，即便韩非受重用，秦王亦不会冷落你，所以不必担心，第二，如果你除掉韩非，秦王虽一时被忽悠，但日久可以会醒悟过来，到时想到因你而杀了韩非，可能会治你的罪，第三，即便现在秦王听信你的话杀掉韩非，也难保他不会起疑惑之心，对你另有看法。

我想如果这么劝说李斯，成功的可能性能大一些。

韩非子最后是很可惜的，就如司马迁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我唯独悲叹的是什么呢？悲叹韩非能写出《说难》，却无法使自己摆脱被谗害的命运。司马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说难》中，提到了很多如何避免激怒人主的游说之法，说服人主，是危险性极大的事情。韩非将其分析得清晰透彻，但却防不住后面射来的冷箭。

以上我们是从韩非的思想及遭遇的角度，加之以李斯的例子，来诠释了对韩非说服之论的理解，劝说的本质，不是讲道理，而是适应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