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疫情防控中所起的作用是普罗大众不可比拟的。他们用专业知识为国家出谋划策，为人民群众防疫提供方法，不顾个人安危奔波抗疫第一线。所有这些，专家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护，但也有诋毁专家的议论不时出现在网络上。我看到的有，“钟老成了老钟”“专家成了‘砖家’”，甚至出现了像饶毅发文批评张文宏这样专家与专家对抗的事情。对此，网上都是各抱地势发出不同的评论。本文拟从科学方法论视角谈论这一现象。
1.先介绍与本题密切相关的方法论
这里的方法论是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研究中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事实，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性知识，它在原则上独立于特定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而规范经济学则是讨论“应该做什么”之标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涉及伦理信条和价值判断。由他们的研究范畴所决定，我们无法逻辑地从“是什么”，导出“应该做什么”或从“应该做什么”导出“是什么”。然而，我们能够用“是什么”来影响“应该做什么”，反之亦然。（【美】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由此可见，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两个既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经济学范畴。
现有的大量文献在科学研究方法上还不够自觉，也就是从实证分析直接推出规范结论，其结论是不可靠的。理论模型的结论取决于假定条件，而实证研究结论又依赖于数据样本和计量方法，这就使得对同一现象分析可以得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看，回答“是什么”比较容易，尤其是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和数学化方法，在微观上更具有科学性，但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很难，舍弃了“其他条件相同”这一约束后，对策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从“是什么”到“应该做什么”中间环节太复杂了。
2.专家观点的经济学方法论解释
下面用所介绍方法论知识分析专家言论。
就对疫情防控这一事实而言，专家们对“是什么”的回答分歧不大，他们可以通过医学的方法得出准确的信息。如病毒是什么型的、他们变异及其分支都能准确地测定出来。然而，到“应该做什么”就出现了方法论上的问题。
⑴ 用“应该做什么”来影响“是什么”
专家特别是顶级专家，他们是国家栋梁，国之重器，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国家，他们的工作服务于国家的需要。比如，为了证明国家疫情放开是正确的（“应该做什么”）而采取了对放开后新冠感染症状避重就轻的判断（“是什么”）。有的专家说类似于感冒或比感冒轻。也有放开后得过新冠感染的专家用现身说法来验证。他感染新冠后体温最高37度，相对较轻，5—7天基本恢复到感染前的情况。（见央视：张伯礼院士分享自己阳康过程）。
我感染新冠病毒的病历与网上说的不一样，也有相似的地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个体差异”这一点。总的体验是比普通感冒严重得多。最高体温达到39.7度，尤其是比以往重、时间久的头疼可把我疼草鸡了，没有布洛芬缓释胶囊救药很难想象如何渡过这一难关。患新冠凶险劲3——4天可以过去，但咳嗽能持续30多天，如果期间外出购物30天也不能恢复到正常。到目前我仍然有手心和脚心发热，浑身乏力，间或失眠症状。我患普通感冒10天左右就可痊愈，痊愈后精神状态比感冒前好，就像电脑重装后使用起来很轻松一样。
究竟是专家说的可靠还是我说的可靠？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都是对的，只不过专家受“应该做什么”的影响较大，而我并不受此影响。再说，主流媒体也不可能找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症状重的患者出来发声，这不符合他们的意图和导向。
用经济学方法论来看，专家对放开后新冠患者病情的判断犯了“合成谬误”的错误。
“有时我们会假定，对局部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总体来说也一定正确。然而在经济学中，我们常常发现总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合。如果你认为对于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专家和门外汉一样，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当实证结论的规范含义——或者那些所谓的规范含义——不合其口味，他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些结论。（【美】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我相信读者看了这段箴言对专家就不会那么求全责备了。其实，专家就是这样。不仅中国专家会这样，外国专家也如此。因为这段话我录自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段。显然，他不是针对中国当下专家的状况，但却道出了中外所有专家的通病。
⑵ 专家对“是什么”认识一致而对“应该做什么”给出的建议相左
专家声多语音杂乱，缺乏逻辑一致性。比如，对室内消毒这一问题，有的专家推荐使用75%酒精，有的专家说没有必要不主张用。我假设酒精能够消毒，按照专家的意见买了一箱75%酒精，天天消毒——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即使专家对“是什么（真像）”有百分百的把握没有官方的允许他也不能向大众和盘托出，否则是会招来祸害的。布鲁诺“不识时务”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把它传遍欧洲，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李文亮说出了真像，被传进局子里接受讯问。这是历史留给专家的教训。
⑶ 对“是什么”不感兴趣而对预测未来（“应该做什么”）信心大增
这可能是专家的一个通病。我记得武汉疫情刚起，有的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说，春暖花开（指的是2020年春）疫情就走了，但过了三个春暖花开季疫情仍然没有走。现在仍有不少专家在预测放开后第二波疫情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专家热衷于预测为了什么。那些“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的预测大而无用。就短期的预测而言，没有听说有哪一个专家预测到了国家何时放开疫情，更没有人预测到放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对疫情预测的工作是目前专家力所不及的。如果有预测灵验的时候那只能说是走运了——算命先生有时也能算准。据报导，成功地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那个外国经济学家，有人发现他十几年来一直说要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个多次喊狼要来了的小孩，有一天狼果真来了——是他们的预测应验了吗？
在方法论中，演绎方法不可靠，归纳方法是可靠的。因此，培根说，演绎方法不可靠，归纳法才是王道。专家预测病毒发展趋势时，如果不使用从个体到一般的归纳方法其结论是不可靠的。
我把专家的预测比之天气预报，尽管天气预报时常不准或出错但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但对新冠疫情有研究的专家们乐此不彼地预测，会把自然科学搞成社会科学，把医学变成神学，其结果是很悲怆的。
3.结语
⑴专家回到实验室做好“是什么”的选题，不做涉及价值判断的事情为佳。目前，我们对病毒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对病毒“是什么”还缺乏寻根究底的研究，需要专家坐“冷板凳”给以突破性研究。
⑵民众要补上增强科学素养这一课。网络水货多干货少，长期沉缅于网络就会变成一个有心理疾患的人，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适合口味的就赞，不适合口味的就踩。回到书本，学一些方法论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看得准、看得远。
⑶破除对专家的盲从。专家只在某一领域的某分支学科有专长，一旦超出其领域他们并无其他特长。我们的盲从在于自身的认知缺陷。“那些自诩为‘专家’人们的意见迥异，并且很难说毫无偏见。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紧要的问题上，即使‘专家’们众口一词，并且显然是无偏见的，我们也很难不加考虑就对他们的观点照单全收。”（【美】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这是专家对“专家”的意见权威看法。不照单全收就是要研究专家意见的可行性，适合的接收，不适合的摒弃。如，专家说放开后有80%患者有了免疫力，有20%会重阳。你究竟属于80%还是20%？这需要你自己判断，当你判断有误时你可不要再拍砖于专家了。
尽管如此，专家的话有时会一言九鼎。专家的话上升为国家意志每个人必须遵守执行，专家的话作为行业标准不执行的人会被拒之门外。比如，疫情放开后，专家说普通医用口罩已经不能抵御病毒了得换用N95口罩。高层开会用上了N95，医院规定病人不戴N95不能进入看病。一时间，N95洛阳纸贵，每个价格达到了5元，还不能及时拿到订货。
但是，没有专家的“试错”，我们在黑暗中与病毒作斗争也许要摸索更长的时间，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