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字本意是“在器皿中煮卤”。《说文》中记述：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传说黄帝时有个叫夙沙的诸侯，以海水煮卤，煎成盐，颜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中国人大约在神农氏（炎帝）与黄帝的时期开始煮盐。并且，中国古时的盐都是用海水煮出来。

直到商朝，中国人才认识了“食盐”这种东西，不过，当时食盐并未普及成调味料，而是作为治病的药品出现的，是为“以咸养脉”。从周朝开始，食盐走入千家万户，成了中华“食元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人提出“无盐则肿”的理论，指出食盐是人体不可或缺的。

到了汉朝，食盐已成为调料中的核心，是为“食者之将”。随着食盐在人类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食盐逐渐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生活所需的粮食、棉花都能自给自足，唯独食盐必须要从盐产地获取。拿粮食来说，只要有耕地和水源，只要不遇上天灾，总能保证生产。

所以，在两千年的封建史中，食盐对国家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就是：古代王朝的经济与食盐息息相关。

封建社会中那些具有理财意识的士大夫们，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利出一孔”，它的形象之处就在于：只看到利益，却不去看这利益是如何产生的。统治阶级巧妙地借用了盐所具有的商品外观形式，掩盖其掠取民众财富的实质，因此，理清楚盐专卖制度的经济特征和运行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实，在“三代时期”，中国尚无“国家”这一概念。到了周朝时期，食盐这种沿海地区特产商品竟引发多次政治变革。我们知道，当时的贵族阶层是要靠百姓供养的，他们敏锐地察觉到食盐是一种足以影响天下气运的商品。于是，周天子任命了第一批盐官，管理中原食盐的流通。

东周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飙升。随着食盐普及大众，盐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东方盛产海盐，西方则有岩盐，南方出产土盐。在诸侯割据天下的社会背景下，产盐的诸侯国依靠不可替代的食盐大发利市。

除此之外，一些民间商人也抓住了食盐这一商机，靠着贩卖食盐赚得盆满钵满。例如出身河东的猗顿，就是凭借食盐起家，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法家崛起后，倡导“利出一孔”观念的管仲于齐国施行官盐制。可以说，管仲的制度一经推行，将“盐政”这一概念引入，一度影响未来两千年的封建史。

管仲为齐国量身制定了“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的官盐贩卖制度，禁止所有私人贩卖食盐的商业行为，改税收为垄断。管仲的改革意义重大，这是统治阶层的垄断权力首次从政治转移到经济。管仲的政令为齐国发展带来两大好处：

一是国家汲取财富的能力大幅增加；

二是国家的垄断使齐国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弱民强国抑商的目的。

那么，管仲对食盐有怎样的认识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管子》中管仲关于盐政的理论：国家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百姓会拆除房屋；国家向百姓征收树木税，百姓会砍伐树木；国家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百姓会杀掉牲畜；国家向百姓征收人口税，百姓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牢牢地把控住食盐，才能控制百姓，让百姓不得不服从。

所以说，盐能够促进税收，只要百姓离不开食盐，就意味着没人能逃避税收。“管山海”的盐政出台后，齐国的食盐价格瞬间被抬高了几十倍。在这一制度的约束下，食盐自产出开始，其定价、销售的过程均由官方进行掌控。

可以说，在当时的齐国，食盐已经基本褪去了商品属性。哪怕齐国的食盐涨到天价，老百姓必须掏钱购买。民众的私人财产，通过盐这一媒介，迅速流入齐国的府库，转化为国有财产。司马迁对此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在司马迁看来，齐国疆域狭小，土地不适合耕种，资源短缺，之所以“区区之齐”能够崛起，靠的就是“山海之业”。从齐国开始，官盐成为封建统治者们获利的重要手段，秦朝时期官盐的利润翻了二十倍。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运转的过程中，竟是由食盐来作燃料驱动的。

谁能想到，普罗大众每日所需的调味品，竟能支撑起两千年封建王朝，这绝对是人类史上的奇迹。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正式出台了盐铁专卖制度，官方垄断盐铁业。汉武帝在全国二十七个郡设置了三十六名盐官，这些盐官负责监控沿海、西北及西南地区的盐业。始元六年，汉昭帝召集了六十多名来自民间的文士，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专营展开辩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在后来的封建王朝中，历代统治者均效仿汉朝，在食盐产地设置盐官，严格把控盐业的经营。

参考资料：

【《管子》、《说文》、《食盐起源及制度变迁》、《古代王朝与食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