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周煜媛

虽然之前考虑过危险性，但黄嘉莉没有想到“坏消息”这么快就来了。进入病房后的第二天，同行媒体团中有一位记者发烧了，高烧近39度。

1月23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正是大年三十，下午17点，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黄嘉莉还在台编辑房赶发当天南方医院组建医疗队的报道。

这时，领导打来电话：“第一批广东医疗队今天专机飞武汉，我们台有两个随行采访名额，你要去吗？”那一刻，黄嘉莉感到自己的心在砰砰砰地跳，“确实很紧张，也觉得很害怕。”她当时跟领导说，“你让我先想5分钟。”然后挂断了电话。

冷静了5分钟之后，黄嘉莉觉得自己还是必须要去。“作为一个新闻人，就是为了在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前线的情况，否则我干这一行到底为了什么？”

1月29日，来到武汉的第5天，在防护物资均到位后，黄嘉莉和同事首次进入新冠肺炎重症病房采访。但她没有想到，进入病房后的第二天，同行媒体团中有一位记者发烧了，高烧近39度。“危险来得这么快吗？”

▍第一次到武汉

与很多人一样，黄嘉莉一直想到武汉转一转、玩一玩，去吃小龙虾，去武大看樱花，不过由于时间原因，这个想法直到去年也没有实现。现在她居然是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来的，来到了这座异常安静的城市。

跟随医疗队抵达武汉的前两天，黄嘉莉与同事一度没能分配到口罩，只能用自己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这是他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跟着医疗队，能缺医用物资？”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乘飞机前来，随身运送的物资重量有限，更无法带酒精，而对接的汉口医院经过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

马上就要进病区开始开展工作了，怎么办？当时大家都懵了。团队马上向外界发布了求助信息，但他们当时并不是很乐观，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哪怕全国有很多爱心企业希望帮助他们，但东西运不进来。

可到了第3天，医用口罩、防护服、酒精……很多爱心企业、爱心机构甚至热心市民纷纷给医疗队驻点送来捐赠物品。一开始是医疗物品，后来还有保暖内衣，陆陆续续什么都有，到现在依然源源不断，而且有些个人和企业甚至不愿留名，捐赠完就离开了。黄嘉莉说：“他们已经这么艰难了，却还会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帮助，真的很暖。”

黄嘉莉和同事此行以报道广东医疗队在武汉开展的工作为主线任务，除此之外，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些故事性的讲述，呈现武汉当地市民、患者的情况和状态——“很多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武汉真的是英雄的城市。”

黄嘉莉一行人住的酒店里面和附近都没有餐厅，吃饭只能靠送餐。“有一位师傅，在他送餐的第4天，我们采访了他。他对我们说，其实他本来已经要休息了，但是老板告诉他需要给广东医疗队送餐，他就说他必须来，没有工资他都可以来。”

黄嘉莉也了解到，这位师傅不止一日3次地给广东医疗队所在的酒店送餐，还要负责其他好几个酒店，全部都是援汉医疗队的驻地。那天接受采访时，这位师傅哭了，他说：“你们是来救我们的，我们必须得给你们服务。”

▍第一次到汉口医院

1月26日，广东援汉医疗队正式入驻接手武汉市汉口医院。汉口医院是第一批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病例的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4公里，这是黄嘉莉和同事最先主要“跑”的地方。而后，他们也会去协和医院的重症病区、几家方舱医院和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黄嘉莉告诉「广电独家」，在疫情爆发初期，很多医院确实人满为患，但另外一个事实是，这些医院已经全部在超负荷地运作。“我看到这个城市，看到岗位上的医生和护士，在付出200%的努力去收治病人。”

如果一个医护人员要面对100个病人，你怎么要求他能第一时间冲到每个病人身边？在你看不见的镜头里，他可能正在角落里急救另一个病人，这才是事实的全部。

“做新闻的人真的要擦亮眼睛，看事情不能情绪化。”黄嘉莉说，媒体人如果要客观、公正地表现事实，那就要尽可能把图铺开，既要看到病人的焦虑，也要看到很多人为挽救生命付出的努力。

黄嘉莉第一次进入汉口医院病房采访时特别紧张。医院规定，媒体人进入采访时，要有医生带，黄嘉莉自己也怕因为不知道里面的规矩而妨碍医护人员的工作，“进去一次不容易”。

一整套防护衣把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没有一处露在外面，呼吸喷出的雾气会让护目镜变模糊。“在这套衣服里，自己是又聋又瞎，我完全无法想象医护人员一整天穿着这套防护衣在病房工作的感觉有多难受。”黄嘉莉说，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在走廊上却都是飞奔着走的。

黄嘉莉还记得当时跟一个病人做采访时的情形，对方声音较小，她就把头低了下来，因为与病人距离太近了，衣服后背很快被一位护士长拉了一下，并说“远一点点”。

“当时是真的没有想起来，可能因为太紧张了，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我就平时怎么做，当时就怎么做。”黄嘉莉是一名跑医疗口的记者，在她的经验里，住院病人的气息比较弱，特别是老人家，为了听清楚对方讲什么，她经常需要凑近一点。“我忘记了当时的状况，幸好有很多医生和护士提醒我们、保护我们。”

▍第一次被“隔离”

虽然之前考虑过危险性，但黄嘉莉没有想到“坏消息”这么快就来了。进入病房后的第二天，同行媒体团中有一位记者发烧了，高烧近39度。

作为密切接触者，黄嘉莉与摄像同事都被要求在房间中自我隔离。第一天晚上关了灯，她怎么都睡不着，开始“胡思乱想”。“如果被感染了怎么办？父母和妹子怎么办？我的抵抗力能像轻症患者一样撑过去吗？”一切都没有答案。

她想到准备出发那天的情景。接到任务后，黄嘉莉赶回家去吃团圆饭，心里很忐忑，不知如何向父母开口。“出发安排和各种联系让我的电话响个不停，但我还是假装从容地偶尔接一下电话。”直到放下筷子，黄嘉莉才跟家人说出了要去武汉的事情。“饭桌上突然一片沉默，妈妈的眼睛开始湿润。”

黄嘉莉的父母从事的都是金融行业，他们希望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也能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行业，那种工作稳定安逸。说到这里，黄嘉莉心里有些愧疚，自己跟妹妹不似别人家的“小棉袄”，在大学的时候分别选了新闻学和医学心理学，还因此跟家里大吵了一架。

幸而妹妹先开口说，“记者走在前面报道是自然的事，去吧，家里有我陪着爸妈。”随后爸妈也附和道，不用担心他们。“妈妈的眼睛始终是湿的，但到我出门前的一刻，她的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黄嘉莉一直以为妈妈并不认可也不支持她的工作，直到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错了。“为了成全我的理想，我妈努力克制住心里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假装镇定地把我送出家门。有人说奔赴一线的记者是无私的，但对我的家人来说，我知道我是自私的。”

每个记者都是抱着一股勇气来的，但记者也是普通人，他们来这边是开展工作，思想预期是怎么做好自我防护。现在遇到这种情况，黄嘉莉有点慌又有点懵，心里对父母特别愧疚。因为怎么也睡不着，她索性爬起来看剧，以“麻痹”自己。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那位发烧的记者是因为太累了，“所有的人都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除了这个小插曲，黄嘉莉觉得前3个星期是最累的，几乎没有休息过。黄嘉莉与同事来武汉工作快两个月后，心理上稍微有些松懈。因此，“我和摄像记者约定相互提醒，不能放松。”

▍第一个“十年”

2020年刚好是黄嘉莉工作的第十年，重大新闻、突发新闻她都没少“跑”。但与之前的经历相比，她表示这次来汉报道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开始没有出行的车，去医院都是用脚，不过因为随行医疗队，联系采访比较方便，“否则得像无头苍蝇一样”。

除了提供电视内容，两位记者还要兼顾新媒体传播。他们就灵活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搜索素材，用手机拍摄视频资料，“领导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主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截至接受「广电独家」采访，广东医疗队已经来了20多批，黄嘉莉与同事跟不过来了，于是他们不再天天跟动态，开始策划人物特写、专题。虽然工作量依然很大，但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渐缓解，他们觉得“缓过了这一口气”。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黄嘉莉的言语十分坦诚。当初她不顾父母反对，固执地报考新闻学专业，进入新闻行业，她自己也想不起来为什么非这么选不可，只是觉得对生活、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新闻专业挺适合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去触碰一下。”

以前忙着各处跑新闻，妈妈偶尔会说“你一个女孩怎么跑一辈子？以后有了家庭和孩子怎么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黄嘉莉越来越理解父母的苦心。“坦白说，在这10年时间里，我还真有过后悔的时候，比如在发展上和收入上，总是会觉得很受打击。”

特别是前几年传统媒体压力很大，随着一些新兴行业的出现，很多同行开始跳槽甚至转行，“我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路子走错了，是不是也应该跟随这波潮流，”黄嘉莉笑着说，“无奈的是，我想不到自己除了干新闻之外还喜欢干什么。”

“20多岁的年龄是最意气风发、最要强的时候，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人会静下来，会想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业到底是什么。”黄嘉莉心里明白，自己其实早已作了选择。

她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非典”发生时，广州的气氛十分严峻。当时的她正在读高中，父母特别紧张，每天都会多给她一些钱，让她下课后一定坐出租车回家，不要再坐公交车，怕增加传染概率。

17年后，黄嘉莉选择走在了新冠肺炎疫情战斗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