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在文章《“这也是生活”……》中写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和他的文字还是会屡屡成为“顶流”。

关于鲁迅，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解读。近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姜异新所著的《别样的鲁迅》一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描绘了一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之外的私人阅读语境中的别样的鲁迅形象。《别样的鲁迅》收录了姜异新研究鲁迅的多篇文章，既有对他经典作品解读，也有关于鲁迅一生的别开生面的透视，更有对鲁迅身边人和后来人的全景描绘，构成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鲁迅”风景线。

遇冷的《狂人日记》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一个情节，中年鲁迅趴在地上写作《狂人日记》。姜异新在收录到《别样的鲁迅》一书中的《约稿·创作·发表·冷遇——〈狂人日记〉四重奏》一文中提及，鲁迅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只是，由于没有资料记载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所以后世的史家、学者、传记作者只能依靠想象和虚构来逼近当年鲁迅写作时的情境。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到绍兴县馆拜访周氏兄弟，谈及《〈呐喊〉自序》当中提到的著名的“铁屋子”的对话，对鲁迅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鲁迅具体是如何创作《狂人日记》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姜异新认为，当时，写小说对于鲁迅来说还是相当轻松的。

《狂人日记》发表15年之后，在一篇应邀而写的创作经验谈里，鲁迅曾经提到，自己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已经36岁，他的文学积累是难以估量的深厚，留学日本时期曾经海量阅读世界文学作品，归国后又有十年浸淫于传统文学当中，可谓是厚积薄发，一出手便使中国新文学在其手中开端和成熟。

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的任命状

1918年6月，《狂人日记》发表在四卷五号《新青年》上。其实，发表之初，《狂人日记》是遇冷的。这一期《新青年》销路不佳，在此后的5年，评论鲁迅的文章只有11篇，而这11篇里，只有3篇论述有些篇幅，其余只是简单提及，并且还不只是针对《狂人日记》。什么原因呢？姜异新分析，一个字：怪。“这篇小说模样的东西，无论是题目、体裁、风格，乃至内蕴的思想，对于彼时的知识群体来讲都是极新奇可怪的。我们看，它其实是有着落寞的遭际的，历经五年之后才开始受到关注，也就是1923年《呐喊》出版，鲁迅的沉寂期才宣告结束。”姜异新说，所以，“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那是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

那么，《狂人日记》发表的1918年，哪篇小说入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法眼，被评为上等乃至褒奖呢？是鸳蝴派畅销作家李定夷著的《同命鸟》与《伉俪福》。作者以肯定的口吻写到主人公的女儿刮骨疗亲，使母亲病情好转，并认为此种精神绝非愚孝，而是和殉夫、殉国一样是值得褒扬的节操。如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北洋政府肯定的叙事主流。

在姜异新来看，《狂人日记》在当时遭受冷遇并不能说遗憾，因为这恰好说明了鲁迅小说的先锋性、实验性、经典性，远远超越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审美预期，而中国新文学所需要的恰恰是这样的超前力作。

鲁迅为《坟》设计手绘内封小画

郁达夫透露鲁迅曾计划写《杨贵妃》

鲁迅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这本《别样的鲁迅》中，姜异新有一篇文章论及鲁迅、郁达夫在北京的交游活动。鲁迅一生，交往过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人反目，其中不乏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而他唯对来自不同营垒的郁达夫始终保持了真挚的友情。姜异新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1923年2月17日，大年初二，一名稳健平和、清俊、柔弱的年轻人出现在周宅客厅，也出现在了鲁迅的日记中。这位小鲁迅15岁的年轻人正是郁达夫，彼时作为北大经济系的统计学讲师，他与一众文人受周作人之邀来到周宅。在这之后不久，两人在北京经常聚会。姜异新统计，两人之间可统计的雅集至少30次，其中包括成就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聚丰园“达夫赏饭”。

对于鲁迅和郁达夫在北京这段时间的交游，姜异新称为“新的文学兄弟的出现”——周氏兄弟在1923年夏天决裂。在姜异新看来，郁达夫懒散、率性、消极，鲁迅勤勉、内敛、积极，二人性情恰好互补，更是饮酒上的同好和文学上的知音。“鲁迅与郁达夫这对文学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周氏兄弟，后来二人沪上重逢联手后所焕发出的中国新文学的巨大潜能，在北京时期便已埋下了伏笔。”姜异新在《新的文学兄弟的出现——鲁迅、郁达夫的京师交游》中谈到。

鲁迅的一生中写过数量很多的杂文，短篇小说，还有一篇中篇小说《阿Q正传》，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不过，鲜少有人知道，鲁迅曾经打算写一部叫做《杨贵妃的长篇小说，这一计划由郁达夫透露给世人。当年，郁达夫仔细聆听了鲁迅成熟的小说构思，后来他记录在《奇零集·历史小说论》中：

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

从郁达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完全解构了李杨的爱情神话，一番设想实在是妙不可言，若小说写出来一定别开生面。“通过郁达夫的转述，的确可以联想到后来《故事新编》的调性。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郁达夫已把准了鲁迅的文脉，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正典的文脉。”姜异新说。不过，1924年鲁迅去西安讲学，看到了荒落破败的长安旧址，感叹早已不是唐朝的天空，再也没有兴致提笔写这部小说。这一伟大的虚构却深深镌刻在了郁达夫的记忆深处。

周家餐桌风云

1912-1926年，鲁迅在北京居住了14年，辗转搬过四次家，买过两次房。有多少食物往事，就有多少北京风情，大先生是如何吃的呢？在《大先生，吃了吗？》一文中，姜异新详细写了在北京时期鲁迅的饮食情况，包括外出就餐地址，喜好的饮食风格等等。

八道湾

鲁迅生平有记录日记的习惯，在北京14年的日记中（1922年日记遗失，许寿裳抄录部分），搜索关键字“买”“购”共出现1037条结果。也就是说，在北京时期，鲁迅平均每年约有74次购买行为，每五天就要去消费，其中最多的自然是吃饭，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外出聚餐。

《大先生，吃了吗？》一文中说，鲁迅日记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达66次之多。1912年5月7日，刚刚抵达北京的鲁迅，“夜饮于广和居”。这个原名“隆盛居”的大饭庄开业于咸丰年间，当年有不少来自南方的京官成为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宴请亲朋、议论时政，几乎将此当成了俱乐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杨深秀等人就常来此密会就餐。

文中还提到了鲁迅的几种饮食习惯。有个说法是“喜欢抽烟的人不喜欢吃水果”，不过这在鲁迅身上并不奏效，他喜欢葡萄、香蕉、杨桃、荔枝、柚子、苹果等各类水果。此外，鲁迅还钟爱甜食。“常去的中式点心铺有前门内西美居、观音寺街稻香村、晋和祥、利远斋、鼎香村、信远斋等，西式的点心店多去临记洋行、益昌、滨来香。甚至有时以零食取代正餐，买饼饵、饮牛乳以代饭。”文中写到。

餐桌也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交场合，在谈及鲁迅饮食的文章中，姜异新写到了周家的餐桌风云。鲁迅一家三代人居住在西直门八道湾11号时期，有一年，在宾客云集的鲁老太太寿宴开席之前，穿戴整齐的朱安走出来跪在亲友面前说：“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朱安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鲁迅对朋友说，“你看，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餐桌拉仇恨有效果。周作人就承认，大家都可怜朱安。

周氏兄弟失和也体现在餐桌上。最直接平淡的陈述便是鲁迅1923年7月14日日记中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两兄弟不再同桌共食，在中国便是亲情的决裂。一顿饭的工夫，历史的车轮已经改辙。

记者:徐敏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