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XX报》载，昨日是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提醒考生，考生要在监考人员所发的《诚信考试承诺书》上签名，拒签者，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读到这条新闻，笔者的第一感觉就是心疼——那么多的纸，那么多的墨，那么多造纸工人与印刷工人的心血便耗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儿上了。本来，任何考试自有其纪律，尤其像四、六级这样全国性的考试更是如此。这种纪律作为考生与主考方之间的一种双方都认同的契约，制约着考生的考试行为——考生参加考试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作出了“诚信考试”的承诺。就像人人都知道到商场买东西需要付钱一样，恐怕没有一位考生不知道考试不能舞弊，而一旦舞弊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既然如此，要考生在现场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不就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公民不犯罪，诚信承诺的签署也不能确保诚信。相比较而言，法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普适性，它要求每一位公民都遵守，却并不需要公民签名的认同。而“诚信”却属于个人道德的范畴，它产生于个体的内心自觉，在此意义上，强迫考生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以确保考试诚信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德治思维”，因此，它需要每一位考生都为自己道德的纯洁性做出外在的保证。但是，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注定会流于形式，因为如果通过自愿或被迫的在某种道德教条上签名果真能使人变得“道德”起来，那么这个世界还需要法律干什么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黑格尔所言，“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应该追问——到底《诚信考试承诺书》在四、六级考试这一舞台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答曰：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其实是一种使四、六级考试神圣化的’祭神仪式，是一种具有表演性的权力的展示。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需要种种劳民伤财的不必要的祭神仪式，是因为我们仍然因袭着历史的惯性，将“道德与神”而不是“法”当成制度合理性的来源。其实，只有法治社会才是道德的社会，因为制度塑造人的行为，只有法才能确保道德的产生——当健全的法制使违法成本远远地大于违法收益的时候，人们将会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定的行为习惯，并通过升华作用将这种行为习惯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