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是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下面是小编网络整理的以供大家学习。
一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二
事业成功的种子往往播撒在苦难的土壤之中，1883年，卡萨米西奥拉大地震夺去了贝尼代托·克罗齐的双亲和妹妹的生命，被埋在废墟下的他侥幸得救。当时他17岁，温馨的生活在暴虐的自然面前顷刻灰飞烟灭。这场灾难给青年时代的克罗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也使他在人生之旅和学术之途上更为关注自我心灵的充实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景况。
1886年克罗齐辍学，开始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他一度潜心于他的家乡那不勒斯以及欧洲的历史研究，期望能在喜欢的学术事业中求得情感的解脱。期间，他结合自已从未放弃的美学志趣，把历史与艺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他发现，历史与艺术都以人为焦点，着力于表现独特而个别的事实，不关心抽象概念或一般法则。艺术不是世俗理解中的娱乐手段，它创造的是一个可能的事实;历史则提供实有的真实，表现为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1902年，克罗齐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美学》，为现代美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对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曾作过专章介绍。意大利哲学家金蒂雷赞赏克罗齐不仅发现了想象的规律，而且引入了心灵发展的概念。在共同的学术兴趣和理论探讨中，克罗齐和金蒂雷的友谊也由此得到发展。在《美学》中，克罗齐重点对过去时代的“错误的美学”尤其是“自然主义美学”和“唯理主义美学”进行批驳，肯定了艺术的“心灵性”和“非逻辑性”特点，把艺术和美学从对道德与理性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然而，学术上的创获并未使克罗齐摆脱椎心的痛苦和深刻的孤独。在潜意识里，他渴望公众对他的工作有所关注。1903年他开始创办涉及文学、历史与哲学的文化刊物——《批评》。克罗齐在《自传》中曾说：“创办《批评》杂志标志着我的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他主要负责文学与历史，前期曾邀请金蒂雷负责哲学。在长达42年的办刊过程中，克罗齐渐渐达到了他所期待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之间协调统一的理想。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克罗齐担任意大利教育部长。发起了意大利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改革运动。
在进行社会活动的同时，克罗齐不断修正完善他的理论学说。他在一次交流活动中说：“正如每一个对自已所做事情感到要负责的人一样，我喜欢反复思索我写过的并发表过的那些东西，喜欢经常回味和审查它们，以求看一看是否可以发现一些不妥之处，是否可以进一步加以展开……‘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这就是说，他所懂得的事情只是慢慢才学会的;似乎还应当加上一句——‘人也不是死后才会的’。因此，人往往要像前几年那不勒斯的一位外科医生所做的那样，他也是我在参议院的一位同事，有一次做手术时他突然感到不舒服，觉得自己要死了，于是把手术刀交给一位同行，说‘请你来干下去’。”
克罗齐不仅勤奋钻研，而且注重研究方法。方法是抵达学术高原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办刊前期，克罗齐完成了“心灵哲学”的系统阐发工作。在他看来，历史是人的创造，体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要受心灵的支配，因此把握历史的关键在于把握心灵活动。哲学不过是历史学的方法论，追求美、真、益、善的心灵哲学，作为对心灵活动形式与规律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在创造历史和阐释历史提供方法论的依据。
在克罗齐心中，意大利民族始终具有美丽的形象。它从遥远的古罗马走来，创造过文艺复兴的灿烂文化。但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历史脚步踏上“迷途”。身外残酷的历史情境，克罗齐怀着对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执著坚守，坚持以著述和主编的刊物抵抗法西斯专制主义。1923年，金蒂雷加入了法西斯党。克罗齐以巨大的道义勇气，与宣扬集权主义理论的金蒂雷展开针锋相对的公开论战，彼此持续几十年的友谊宣告破裂。1925年，克罗齐发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反对恐怖政策，并征集到数百名知识分子的签名。他的寓所在1926年几次遭到法西斯党徒的洗劫。1944年4月，金蒂雷被击毙于佛罗伦萨街头。克罗齐闻讯，曾长久地倚在寓所的门框上，遥望北方深邃的蓝天……
“我将死于工作。”这是晚年的克罗齐在他人问及自己健康状况时一句平静的回答。创造性的努力、自由的激情以及深刻的公民责任感，既是意大利民族性格的基本素质，亦折射出克罗齐的人格理想。
三
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 ”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 侯仁之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刻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多次奔赴西北沙漠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就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