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导语：塑造神童的人总喜欢拿爱因斯坦作标杆，或许因为他的名字已成为“天才”的代名词。“英国13岁女童智商160，堪比爱因斯坦”，类似标题屡见不鲜。但这种对比的说服力极低，智商测试不是通考。市面上最为流行的韦氏、斯坦福-比奈、测试各有评分标准，儿童与成人的试题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生前并没有接受过智商测试，虽保留了大脑，也无法用此估算属于心理学概念的智商——除非大脑复活，亲自做一次智商测试。实际上，爱因斯坦的智商值来源于1926年凯瑟琳·考克斯和路易斯·特曼所做的300位历史天才早年智力的估算。对这些智商测试发明前的人物，考克斯的研究方法相当粗暴：阅读传记细节，替他们做当时流行的斯坦福-比奈Stanfor-Binet智力测试题。考克斯的结果或许令喜欢拿它对比的神童们失望：爱因斯坦的智商只排在中游，远低于斯图亚特·密尔的190、笛卡尔和伽利略的180，只与诗人艾略特持平。唯一超过200的人叫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并没有前几人的名望，但他有特殊的身份：智力测量的先行者，考克斯和特曼的学术偶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智商测试的改进过程中，无论其注重考察何种能力，它始终是一个为现代社会标准而设置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它很难摆脱现代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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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智力高低都是仁者见仁，没有精准、抽象的标准。工业革命后，惊叹于科学定理效力的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以往含混不清的领域，智力就是其中之一。
“200分先生”高尔顿是这方面的先行者。1859年，阅读了他表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高尔顿深受刺激，决定测量人类的智力，用精确的数据证明他的优生学设想：人的智力由遗传决定。
高尔顿很快开工了。他试图在听力、手的灵敏度、中指长度、头颅大小等要素间，找到与智力高低的相关关系。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因素完全无法解释智力的差异。不过，这些失败的举措开启了量化智力的尝试。
法兰西斯·高尔顿1881年，法国开始推广义务教育。为区分普通儿童和有缺陷儿童，教育部门急需合适的检测工具，以便因材施教。需求刺激下，法国的阿尔弗雷德·比奈和西蒙在1905年制作了第一份智力测量表，并在1908年的修订中，创造性地按不同的年龄段设计了试题，提出了心理年龄概念。相比较后人，比奈没有宏伟的野心，他清楚地强调他的测验只能测量部分智力，对预测有学习困难的儿童可能有效。
接下来，改进智力测试的交接棒传到了美国。20世纪初，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里，征兵、移民、教育，都急速扩展，成千上万的学历不明，各式背景的移民蜂拥而入，迫切需要更有效率的区分方法，在混乱中整理出秩序。
同时，应用心理学正在美国快速的发展，人们相信，心理学家可以搞定一切：婚姻失和，工作不满，推销保险。于是被法国人漠视的比奈测试在这里大放异彩。战争的爆发催化了狂热需求，智商测试就在这个背景下大踏步地走入美国人的生活。
1916年，路易斯·特曼，就是给历史名人估算智商的考克斯的导师，修改了比奈-西蒙测量表，将新版本命名为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特曼吸收了1911年德国人威廉·斯特恩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根据不同年龄儿童做测试的分数均值，设为“智力年龄”标准，每个儿童的个人智力数值，取决于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的比率。这种测试方法被称为比率智商，公式如下：
所以，高尔顿智商被测为200，是考克斯和特曼认为他3岁就能完成达到正常儿童6岁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水平，同理，爱因斯坦的传记等材料被认为只能体现1.6倍的心理年龄/生理年龄比。
此后，智商测试不断进化。1949年，韦克斯勒编制了不同于比奈系列的新测试表，称为韦氏智商测试，影响至今。韦氏测试分为成人、儿童、幼儿三版，采用离差智商计算，将同一组的智商平均值设为100，标准差设为15，整组的数据呈正态分布。与比率智商不同，离差智商不计算不同年龄的成绩比率，而将挑选出来的同年龄人作常模参考，表示个人在同年龄组的相对位置。
这种新的参照方法也影响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在1960年第三次修订时，它也采用了离差智商，但其标准差为16。这意味着高智商的分数，在韦氏测试应为130，在斯坦福·比奈测试则为132。
所以，即使考克斯的传记估算法合理，媒体上介绍可与爱因斯坦媲美的聪明的少年时，也该先确定几个问题：你使用哪种测试?成人组还是少儿组?标准差多少?参考的常模又是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