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的纪实摄影“没有过去”，主要是指它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化传承。与西方比较而言，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中，人道主义、人文意识、人本思想等诸多精神实质因为受官本位强权钳制，一直没有酿成全民族的启蒙运动。这样机制的主流文化的极端走向往往是，一方面变成装点行尸走肉的衣衫，一方面充当扼杀鲜活人性的武器。如此延续中我们习惯了好坏两极的判断，这不仅妨碍对摄影功能的探讨，更妨碍我们认识世界的准确度和深刻性。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赏析下。
用照相机去观照社会观照人生的前提，是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丰厚的现代人文思想基础，因此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是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那时的中国现代性才刚刚萌芽，在二十世纪20-40年代情况稍有进步，但是随后连年的内外战乱逼迫摄影只能成为实用和斗争的工具，将摄影功能简化成立等可取的宣传画。
长期狂热的单一思想环境，使摄影抽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公式化地用镜头印证政治概念，这样的历史几乎笼罩了改革开放之前所有摄影家的命运。1976年4月5日前后几天的北京，当一部分摄影爱好者在悲愤中想遵从个人的情感见证现实的时候，诞生了“四五运动”的摄影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以个人的观察角度发出的摄影声音。它产生的营养催生了与政治宣传摄影分庭抗礼的信念，启示摄影一定要真实地面对现实存在，担负起“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的使命，奠定了新时期摄影的努力方向。1987年一些中、青年在西安筹划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及1988年在北京的同名展览又向前迈进一步。它以1949年以来的摄影作品为审视对象，企图从中厘清中国摄影的发展轨迹，寻找中国社会变迁的印记，端详中国人民精神的物化证据。它成为中国纪实摄影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直接影响当代中国摄影人的价值观和思想旨向。遗憾的是它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传播和探讨，就沉入突变的现实中。但是毕竟中国已经打开了国门，普世价值观势不可挡，相当一部分以新闻摄影安身立命的传媒人和以艺术摄影扬名立万的青年们面对社会现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摄影的价值，认同了纪实摄影这面大旗。随后的1990年代、2000年之后，纪实摄影的实践者们在题材的广度、作品的深度、摄影者个人意识等方面不断开拓。一时间，纪实摄影在中国俨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担当了公民们的人文视觉启蒙。无须讳言，它的本源是政治的另一种反拨，从回归对人的本质认识上来说还处于一个过渡性阶段，将其观念和方法粗放地看做摄影原则势必会局限摄影人的视野。
侯登科作品
在视觉经验上讲，我们缺乏现代性的观看经历，从价值观到审美观基本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认知范围。表面上看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经济和教育不发达，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历任统治者固守农业社会的成功经验，贻误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势必也拖延了文化对应社会结构的演变进程。具体到纪实摄影，我们的观看经验还是绘画式和求证式这样陈旧的观念。
纪实摄影人的成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社会的宽容，哲学的多元，个人受到良好教育，从业者素质所需要的养护期……，这些统统长期缺失。当我们重新获得自觉意识后，明显地感受到没有批判精神是多么容易丧失力量，缺乏专业的训练和个人素养的培育在驾驭摄影的个人质感方面怎样显得力不从心，社会震荡中造成的擦伤在我们几代摄影人的心灵处处可寻。
二、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
我们的社会现实是纪实摄影家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贵资源，不过对于摄影来说它是一种时间性资源，脱离了时间性，摄影就丧失了对应社会现实做出反应的可能，这和人的生命有时间性是一样的道理。因此纪实摄影是以个人的命运置换社会的命运，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转化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有效手段之一。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期，这个时期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对人类非常有价值，中华民族每个人个体的境遇和体验都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个案。这是还没“过去”的历史，纪实摄影需要冷峻、敏锐地洞察社会和人性的复杂，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我们的纪实摄影作品今天是沟通人与人命运的桥梁，明天是述说历史的文物。在这历史“进行时”，我们不但有责任记载我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有可能发挥我们对摄影本体的贡献，因为摄影本身也正在发生巨变，传播方式也正在革命，时势造英雄，我们需要敢为天下先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