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篇一
《 医院管理人文社会学研究 》
〔摘要〕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医院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在医院服务中，首先服务的对象是“人”，其次才是“病”，因此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应用是非常重要的，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已经成为现阶段医院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作者针对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应用的意义，提出其应用措施，有效的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人文社会学;医院管理;医学伦理观
所谓的人文社会学就是人文学与社会学的合称，与自然科学存在的主要差异就是所研究的对象不同，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为人文目的及参加活动的价值，其中，包括人的思想、情感、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等，不适单纯的分析与描述，只能通过相互沟通、了解及分析才能有效的掌握事物的发展[1]。医学专业与其他专业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医院管理中，严重忽略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患者服务，有效的避免对患者造成伤害，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1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意义
1.1确保医疗安全
目前，医院医疗安全管理与一般的行政安全管理存在很大的区别，其主要将人文社会学、管理学、医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使用，如果只单纯的从医学角度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处理，处理结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2]。医院在为患者服务过程中，不仅仅需要使用科学技术为患者治疗疾病，还应该通过人文社会学对患者进行研究，需要对患者的职业、社会认知、心理状态及健康状态进行分析与掌握，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加强与患者沟通，避免医患纠纷的产生，保证医疗安全。
1.2提升医疗质量
随着我国现阶段医疗理念的不断变化，医疗质量体系也发生了不断的变化，传统扁平化模式已经逐渐转化为立体化及全面化，其中要求包括医患沟通及医疗服务等内容，要求医务工作人员在做好医疗文书的基础上，应该加强人文社会学知识的运用，及时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并全面掌握患者职业、社会认知、心理状态及健康状态，严格按照治疗方案执行，有效的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3]。
1.3提高技术水平
现阶段，医学涉及的学科比较多，主要有运动学、物理学、材料学及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医患之间的信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医务工作人员要想获得患者的信任，一方面，医务工作人员应该与患者进行沟通，并且仔细观察，将在临床知识中融入社会学，尊重患者的意见，制定患者可以接受、实惠准确的治疗方案，有效的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医疗活动合理运用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全面掌握医疗事业的发展方向，促进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4]。
2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现阶段，为了有效的加强医院服务工作，就应该充分的在医院管理中运用人文社会学。因此，本文作者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就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1充分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医学与其他学科存在的主要差异就是其接受服务者及服务者都是人。医学不仅仅只是将科学合理的原理有效的运用到生物学上，因此，不能做一个只懂得医疗技术、离开先进仪器及设备就难以行医医者。医院服务主要包括医护人员与患者进行沟通及交流的过程，工作人员的作用及责任就是了解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患者战胜病魔的勇气及信心。因此，医务工作人员应该充分的意识到人文社会学的重要性，有效的加强人文关怀，使用情感交流的方式加强医患和谐相处，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5]。
2.2加强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
在医学教育及实践过程中应该加强人文学及社会学的相关教育及宣传，使广大医务工作人员充分的意识到一个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还应该具有广阔的人文视野，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及道德良知，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获得患者的信任，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及信心。正如拉纳克湖畔铭言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人性的智慧，也是医务人员的精神所在。疾病治疗的关键，如，医生在急诊室见到心脏病发作的患者，告诉他，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可能就会好起来。因此，加强医务人员人文精神培养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医生不能只是医疗机器，而应该是具有广泛兴趣及活泼开朗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会不把患者当成疾病对待，而是当成一个病人对待，有效的运用人文社会学，是提高治疗效果的重点。
2.3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纳入医院管理
在我国现阶段，不仅需要加强医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及道德素质，还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规范医务工作人员的行为。如医院规定患者具有“五权”，即享用权、参与权、保密权、选择权和知情权，在治疗过程中，医务工作人员应该向患者介绍治疗方案、操作方法及相关的并发症等，医院还应该将医患相互交流及沟通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对得到广大患者称赞的医务工作人员应该予以奖励，反之，对于患者经常投诉的医务工作人员应该予以惩罚或者批评。此外，医院在环境设置及人员编制方式，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患者及工作人员营造良好的治疗及工作环境。
2.4优秀的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
判断医疗服务水平的关键就是医疗工作人员能否有效的解决患者的病痛。医务工作人员如果不能以高超的技术及可靠的医疗质量准确的诊断出患者的实际病情，应该采用一定的措施解决或者缓解患者的痛苦。在此情况下，哪怕是最亲切的服务及最顶级的病房，从病人期待的结果来审视，医务工作人员的努力可能就是零。
2.5加强对社会学知识的更新实践
2.5.1关注人文社会学新进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们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行为方式及思想意识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对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增多，对健康及医疗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医院仅仅只停留在服务模式，不会紧跟时代的发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可能被淘汰。因此，医院领导人员应该明确医疗事业的变化形式，紧跟时代的发生，加强人文社会学的创新与改革，改变管理理念，在医院管理中合理的运用人文社会学，保证医院顺应时代的发展。
2.5.2重视医院人文建设
在我国现阶段，医院领导人员应该重视人文建设，人文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为谁服务”问题。在医院人文建设中，应该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坚持以人为本，营造良好工作及治疗环境，有效的提高治疗水平及安全。有效的医院领导人员可以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在关注医院技术服务、仪器设备及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应该加强医院人文建设，有效的运用文化凝聚人心，运用文化营造舒适、安全、和谐的医疗环境。
2.5.3实践应用社会学知识
通过相关实践表明，人文社会学知识在医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医学专业知识，要将人文社会学作为现阶段医务人员学习的关键内容之一，制定专业的培训部门，加强医务人员公共关系、经济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的知识，并且将其灵活的运用到临床中，有效的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伦理道德水平及专业素质;并且完善知情同意书、谈话签字等相关文件的设置，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及监督检查制度，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执行，避免出现医疗事故，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
2.6将医学伦理观体现在服务中
目前，医学伦理观对医疗事业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尊重患者的基本权利是人文管理的基本内容，是完善人的心智、保证医学生命温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驱动力，是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在维护患者权益的同时，应该时刻关注患者的病情，保护患者的情绪。因此，医院应该建立伦理委员会,开展以“维护患者权益、保护患者情感”为主题的服务活动，定期对医院医技科室、门诊及病区进行调查，保证医院服务流程科学合理，促进医院的不断发展。
3结束语
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现阶段，医院服务工作是无止境的品质追求，应该树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服务理念，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革[6,7]。在医院管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为加强人文社会学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应该充分认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加强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纳入医院管理、优秀的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强对社会学知识的更新实践和将医学伦理观体现在服务中。这有这样，才能促进医院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人文关怀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管理人员应该从管理体系及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促进事业事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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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莉,王立伟,张斌.模糊数学在医院网络安全管理评估中的研究与应用〔J〕.医学信息学杂志,2014,3511:63-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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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晋栋.电子病历在医院临床管理中的运用〔J〕.智能建筑,2013,1710:67-68
〔6〕孙超.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169:58
〔7〕周琳,李刚荣,汪鹏.云存储在医院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数字医学,2013,81:50-52
篇二
《 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文化理论研究 》
摘要：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合理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面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景作了悲观的预测。但他也指出，当“价值理性”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能够推动“工具理性”发展时，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
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
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
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
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
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
“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
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
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
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
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
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
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
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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